第1套阵容：卡恩
马尔蒂尼 内斯塔 巴雷西 阿尔维斯
菲戈 齐达内 马拉多纳 雷东多
巴蒂斯图塔 罗纳尔多第2套阵容：门将：雅辛。
右后卫：卡洛斯-阿尔贝托。
左后卫：法切蒂。
中卫：巴雷西和贝肯鲍尔。
后腰：齐达内。
前腰：马拉多纳。
中场：马特乌斯和巴乔。
前锋：克鲁伊夫和贝利
李惠堂，字光梁，号鲁卫，于一九O五年九月十八日出生于香港，祖籍为广东省梅州五华县的粤籍客家人。从十七岁开始足球生涯，一九年被亚洲足协评为“亚洲球王”，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日，联邦德国“环球足球杂志”组织世界球王评比活动，李惠堂同来自巴西的贝利、英国的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士一道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李惠堂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主要著作
《足球经》 《球圃菜根集》 《足球技术》 《足球规则诠释》 《杂果盘》 《香港足球五十年》 《足球登龙术》 《足球读本》 《鲁卫吟草》 《南游散记》
足球战绩
第一届(1913年马尼拉) 成绩：菲律宾2比1中国 名次：1.菲律宾、2.中国 第二届(1915年上海) 成绩：中国1比0菲律宾中国0比0菲律宾中国1比1菲律宾 名次：1.中国、2.菲律宾 第三届(1917年东京) 成绩：日本2比15菲律宾菲律宾0比3中国日本0比5中国 名次：1.中国、2.菲律宾、3.日本 第四届(1919年马尼拉) 成绩：菲律宾0比2中国菲律宾2比1中国菲律宾1比2中国 名次：1.中国、2.菲律宾 第五届(1921年上海) 成绩：中国1比0菲律宾中国4比1日本菲律宾3比0日本 名次：1.中国、2.菲律宾、3.日本 第六届(1923年大阪) 成绩：中国3比0菲律宾中国5比1日本日本1比2菲律宾 名次：1.中国、2.菲律宾、3.日本 (注：本届比赛中，19岁的球王李惠堂初露锋芒。他除了第八届远征澳洲未出战外，参加了第六、七、九、十等四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 第七届(1925年马尼拉) 成绩：菲律宾1比5中国日本0比2中国菲律宾4比0日本 名次：1.中国、2.菲律宾、3.日本 第八届(1927年上海) 成绩：中国5比1日本中国3比1菲律宾日本2比1菲律宾 名次：1.中国队、2.日本、3.菲律宾 第九届(1930年东京) 成绩：日本3比3中国菲律宾0比5中国日本7比2菲律宾 名次：1.中国／日本(并列)、3.菲律宾 第十届(1934年马尼拉) 成绩：中国2比0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中国2比0菲律宾中国4比3日本菲律宾3比2荷属东印度群岛日本1比7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3比4日本 名次：1.中国、2.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队／日本(并列) (注：自本届后，因菲、日未经中国同意，修改会章，引起异议，远东运动会自此告终。）
不可以。
如今这一届的国青和国少，实力水平可以说是历史较低水平，中国一般年轻球员水平还可以，只是随着成长水平越来越差，原因不明！现在年轻球员水平都很低，等他们再过几年能怎样？
虽然国家现在开始利用国策发展足球，出发点是好的，以后来说如果没扭曲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上有国策，下有对策，一向如此，你看看，那些地方是真的想发展足球么，还是只是为了迎合一下国家的政策，搞搞所谓的面子工程而已。这个，多说无益，大部分人都是明白的。
足球，如果不建立一个健全的青训制度，真正的让热爱足球的人去踢球，通过国家投资，让那些有天赋有能力的穷人家的孩子也能踢上足球。而不是强迫全部人都要去学，或者让那些高学费的足球学校把一些穷人家的孩子拒之门外。还有足协的建立和改革，这个一样非常重要，你觉得一些不懂足球的人可以当足协的官员么？估计世界上也就只有某些国家才会这样了。频繁换教练，频繁换阵容，频繁换风格，一年一年，一日一日，不只是在原地踏步，已经往回走了。
如果不能解决这些核心问题，别说50年了。500年也是个痴人说梦而已。
古代蹴鞠足球运动是一项古老的体育活动，源远流长。最早起源于我国古代的一种球类游戏“蹴鞠”，后来经过***人传到欧洲，发展成现代足球。所以说，足球的故乡是中国。据说，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中世纪以前就已经从事一种足球游戏了。他们在一个长方形场地上，将球放在中间的白线上，用脚把球踢滚到对方场地上，当时称这种游戏为“哈巴斯托姆”。而现代足球起源地是在英国，是来源于12世纪前后他们和丹麦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结束后英国人看到地上有丹麦士兵的人头，由于英国对丹麦士兵非常痛恨，便踢起了那人头。到19世纪初叶，足球运动在当时欧洲及拉美一些国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英国已经相当盛行。直到1848年，足球运动的第一个文字形式的规则《剑桥规则》诞生了。 所谓的《剑桥规则》，即是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伦敦，牛津和剑桥之间进行比赛时制定的一些规则。当时每队有11个人进行比赛。因为当时在学校里每套宿舍住有十个学生和一位教师，因此他们就每方11人进行宿舍与宿舍之间的比赛,现在的11人足球比赛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863年10月26日，英国足球协会在英伦召开了现代足球史上十分重要的会议。比赛归程草拟出来，但有些条文却离今天的规则相距甚远。比如当时有这样一条：当球从球门柱之间进入或在上面的空间越过，不论高度如何，只要不是被手扔、击、运进去的，都算赢一球。那时球员的位置与阵形也不同于今天：每队一名守门员、一名后卫、一名前卫和八名前锋。制定规则不久，阵形有所改变：一名守门员、两名后卫、三名前卫和五名前锋。所以上场比赛的队员就是十一人了。 然而众多的资料表明，中国古代足球的出现比欧洲更早，历史更为悠久。我国古代足球称为“蹴鞠”或“蹋鞠”， “蹴”和“蹋”都是踢的意思，“鞠”是球名。“蹴鞠”一词最早记载在《史记匪涨亓写》里，汉代刘向《别录》和唐人颜师曾为《汉书·枚乘传》均有记载。到了唐宋时期，“蹴鞠”活动已十分盛行 ，成为宫廷之中的高雅活动。1958年7月，国际足联前任阿维兰热博士来中国时曾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当然，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中国古代的蹴鞠活动最终没有发展成为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现代足球运动。这个质的飞跃是在资本主义的英国完成的。
汉代蹴鞠
汉唐两代是中国古代足球发展最兴盛的时期，发展成直接对抗的竞赛。到了唐朝（公元六一八至九○七年），蹴鞠所用的皮球，由内填毛发改为由人用嘴吹气，同时用两个球门代替“鞠室”。至宋代（公元九六○至一二七九年），蹴鞠更发展了双球门及单球门的竞赛，还有称作齐云社或圆社的球会组织出现，而且所用皮球由人用嘴吹气，发展到用气筒打气，愈来愈接近现代足球。 汉代蹴鞠是训练士兵的手段，制定了较为完备的体制。如专门设置了球场，规定为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两端各设六个对称的“鞠域”也称“鞠室”，各由一人把守。场地四周设有围墙。比赛分为两队，互有攻守，以踢进对方鞠室的次数决定胜负。 经过汉代的初步流行，唐宋时期蹴鞠活动达到***，甚至出现了按照场上位置分工的踢法。唐代蹴鞠已有多种方式，有比赛巅球次数的“打鞠”，有场地中间挂网、类似网式足球的“白打”，有多人参与拼抢的“跃鞠”，还有了设立球门的比赛，这种方式每队有一定人数和固定位置，规定队员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踢，不能移动。 2004年初，国际足联确认足球起源于中国，“蹴鞠”是有史料记载的最早足球活动。《战国策》和《史记》是最早记录蹴鞠的文献典籍，前者描述了23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现山东临淄）流行蹴鞠活动，后者则记载，蹴鞠是当时训练士兵、考察兵将体格的方式（“蹹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世界最早的足球入选出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纪录。
宋前蹴鞠简况
“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淄："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蹋”即“蹴”，踢的意思。“鞠”，球，即古代的足球。汉代的《西京杂记》、《盐铁论》、《蹴鞠新书》、《刘向别录》中都有关于蹴鞠的记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蹴鞠之习依旧流行未衰。唐代时，蹴鞠仍是一项很普遍的运动，杜甫有诗曰：“十年瞰鞠将雏远，万里秋千风俗同”。但是，却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有三： （1）有了充气的球：《宋朝事实类苑》中载：“颜师古注霍去病芽域踢鞠云：‘鞠以皮为之，实以毛，蹴蹋而戏也。’颜谓鞠乃如此，至晚唐己不同矣。”徐坚《初学记》：“今蹴鞠曰戏毬。古用毛纤结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 （2）设立了球门：《文献通考》“蹴球盖始于唐，植两修竹，高数丈，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球二分左右朋，以角胜负，岂非时鞠之变欤？” （3）踢法多样：双球门踢法：唐人仲无颜《气球赋》中有记载。单球门踢法：从《蹴鞠图谱》中可窥一斑。无球门踢法：一人或几个人单独踢，称为打鞠；二人对踢叫白打；三人以上共踢称为场户，如三人场户、四人场户。
第一个有记载的球迷
西汉时期的项处是第一个有记载的球迷，不过他的经历却很不幸。《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处看病，叫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处不听，仍然外出踢球，结果呕血身亡，这也使得项处成为了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狂热“球迷”。
史上第一份首发名单
南宋《武林旧事》曾列出了“筑球三十二人”竞赛时两队的名单与位置：“左军一十六人：球头张俊、跷球王怜、正挟朱选、头挟施泽、左竿网丁诠、右竿网张林、散立胡椿等；右军一十六人：球头李正、跷球朱珍、正挟朱选、副挟张宁、左竿网徐宾、右竿网王用、散立陈俊等”。这恐怕是历史上的第一份足球“首发名单”了。
足球的历史
公元前307年，也就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人学会了骑马射箭。赵王经常带着其亲信骑着马出城闲逛，好不威风。一日，来到一树林，看到林中有野兔数只，国王金口一开，“抓活的”，遂兵分四路，合而逮之，不想惊吓之中，野兔横冲直窜，从马群的平缝中纷纷逃去，一无所获，众人摇头叹着。一谋士突然眼前一亮，上前献计“大王，这种围堵很有趣，我们不妨用球代替兔子，不出宫门便可天天玩之。”“好主意”赵王大加赞赏“这件事就交给你全权负责”。于是，足球运动便在中国诞生了。但当时还属于骑在马上运动，称之为“蹴鞠”。 到了汉代，有了专供比赛的足球场，称之为“鞠城”，鞠城为长方形，两端各有6个鞠室，呈月洞形，互相对称，场地四周有围墙。唐代是蹴鞠活动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了很展，而且足球运动开始对外出口，首先登陆的地方的英国。 蹴鞠本是作为一项完整的产品对外出口，便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经过数月的长途跋涉，蹴鞠在到达英国时，马匹已经累死，只剩下一个球了。但就是这样一个球，英国仍视之为珍宝，只限为王室的专有活动，禁止民间享受这种活动。 11世纪，丹麦人入侵英格兰。一天，英格兰人在挖战场时，偶然挖出了几个丹麦人的头骨。想起丹麦人入侵的罪恶，这些英格兰人极为愤怒，他们抬脚的冲着骷髅头踢去，解愤之余，又颇觉有踢足球的乐趣。于是，挖战场的英格兰人越来越多的参加了这个踢“球”的行列，一群小孩见了便也来踢，不过他们发现头骨踢起来脚痛，于是用牛膀胱吹气来代替它——这就是现代足球的诞生。这种爱国行为打动了英国国王，为了奖励人民，英国国王下令王室足球对民间开放。很快，足球运动在民间传播开来，成为流行的体育活动。 12世纪初，英国开始有了足球赛。比赛是活动，一年两次，一般在两个城市之间举行。主持人把球往空中一抛，比赛就算开始。双方就会一捆而上，大叫大喊，又踢又抱，哪一方能将球踢进对方的闹市区，哪一方就算胜利。如果球中途窜入居民屋里，运动员也就一窝蜂的冲进去乱打乱踢，常常把屋里的东西砸得稀巴烂，房主只好自叹倒霉。路上行人碰到球滚来，就会遭受一场飞来的横祸。因此在当时，球赛一来，人们就得躲避灾难，关门闭户，一直到球赛结束，才恢复正常。这样的球赛遭到市民的强烈反对，英国便下了一道禁令：规定足球比赛要在空地上进行，进入闹市区者重罚，于是就出现了专门的足球场。 1863年10月26日，在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运动组织——英格兰足球协会，并统一了规则，现代足球运动正式确立。 中国古代把脚踢球叫“蹴鞠”。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蹴鞠游戏。西汉时修建有“鞠城”，专供竞赛之用。唐代是蹴鞠活动的昌盛时期，出现了用灌气的球代替了过去用毛发之物填充的球，称为“气毯”，并用球门代替了鞠室。而在西方，公元10世纪以后，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一些国家有了足球游戏。到15世纪末有了“足球”之称，后逐渐发展成现代的足球运动。1863年10月26日，英国人在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运动组织——英国足球协会，并统一了足球规则，人们称这一天为现代足球的诞生日。这次制定的足球规则共14条，它是现今足球规则的基础。从1900年的第2届奥运会开始，足球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但它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1904年5月21日，国际足联在巴黎成立。1930年起，每4年举办一次世界足球锦标赛（又称世界杯足球赛），比赛取消了对职业运动员的限制。从此，现代足球运动日益发展。 在中世纪的英国，足球以成为许多年轻人所热衷的一项活动。 他们在狭窄的街道上追逐皮球，经常将皮球踢到街边人家的窗子 上。于是英国国王不得不下令禁止踢足球。从12世纪到16世纪， 英国国王先后四次发布过“足球禁令”。不过，由于足球运动的特殊魅力，禁令也未能使它夭折。 1835年，在英国谢菲尔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俱乐部。 1863年，在英国又成立了第一个足球协会。从此，有组织的、在一定规则约束下的足球运动开始从英国传遍欧洲，传遍世界。在19世纪末，足球运动在西欧国家已相当普及。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上，就将足球列为比赛项目之一，结果丹麦队以9：0 战胜希腊队，成为奥运会足球比赛的第一个冠军。 1904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瑞典和瑞士七个国家的足球协会在法国成立了国际足球联合会，并推选法国人盖兰为第一任国际足联2010南非世界杯。
足球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蹴鞠”游戏，最早于春秋战国之时便有之，只不过其形式较之于今天的足球运动有差别。
对于足球的起源问题，以前有很多种说法，但在今年的国际足联大会上，国际足联布拉特亲自将象征足球起源地的纪念物交到中国山东省临淄市手中，从而在官方正式承认了中国是足球起源地。
不得不提到的是，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国际足联是在法国成立的，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中国是世界足球最早起源的事实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随后风靡世界。由于足球运动的快速发展，国际比赛也随之出现。1896年雅典奥运会举行时，足球就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丹麦以9:0大胜希腊，成为奥运会第一个足球冠军。因为奥运会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到了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足球比赛已无法持续。 1928年奥运会结束后，FIFA召开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举办四年一次的世界足球锦标赛。这对于世界足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最初这个新的足球大赛称为“世界足球锦标赛”。1956年，FIFA在卢森堡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易名为“雷米特杯赛”。这是为表彰前国际足联法国人雷米特为足球运动所作出的成就。雷米特担任国际足联33年（1921-1954年），是世界足球锦标赛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后来，有人建议将两个名字联起来，称为“世界足球锦标赛——雷米特杯”。于是，在赫尔辛基会议上决定更名为“世界足球锦标赛——雷米特杯”，简称“世界杯”。 世界杯赛的奖杯是1928年FIFA为获胜者特制的奖品，是由巴黎著名首饰技师弗列尔铸造的。其是希腊传说中的胜利女神尼凯，她身着古罗马束腰长袍，双臂伸直，手中捧一只大杯。雕像由纯金铸成，重1800克，高30厘米，立在大理石底座上。此杯为流动奖品，谁得了冠军，可把保存4年，到下一届杯赛前交还给国际足联，以便发给新的世界冠军。此外有一个附加规定是：谁连续三次获得世界冠军，谁将永远得到此杯。 10年，第九届世界杯赛时，乌拉圭、意大利、巴西都已获得过两次冠军。因此都有永远占有此杯的机会，结果是巴西队捷足先得，占有了此杯。 为此，国际足联还得准备一个新奖杯，以发给下届冠军。11年5月，国际足联举行新杯审议会，经过对53种方案评议后，决定用意大利人加扎尼亚的设计方案——两个力士双手高擎地球的设计方案。这个造形象征着体育的威力和规模。新杯定名为“国际足联世界杯”。该杯高36厘米，重5公斤，当时价值2万美元。14年第十届世界杯赛，西德队作为冠军第一次领取了新杯。这回，国际足联规定新杯为流动奖品，不论哪个队获得多少冠军，也不能占有此杯了。
足球无疑是当今世界杯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作为和平时期的战争，它早已经远远超越了足球运动本身的涵义演变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而世界杯则正是这种文化的一个世界性的盛会。来自世界每个角落的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球员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享受着现实世界中难以找寻到的公平，团结，友爱……世界杯，是所有足球运动员梦想的最高殿堂。
最早的具有世界杯性质的比赛出现在1920年比利时奥运会上，来自南美，亚洲和非洲的22支球队参加了足球比赛。1929年，在国际足联的全体代表大会上，雷米特正式宣布了世界杯（World Cup）的诞生，我们将举办世界杯比赛，所有成员国的队伍将一起分享这一赛事。从这以后，除了二战时期因战争而停办外，全世界国际足联成员国都可以每四年就享受一次世界杯的盛典。
世界杯（World Cup,FIFA World Cup，国际足联世界杯，世界足球锦标赛)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足球比赛，与奥运会、F1并称为全球三大顶级赛事。每四年举办一次，任何国际足联(FIFA)会员国(地区)都可以派出代表队报名参加，而世界杯主要分为预选赛阶段和决赛阶段两个阶段。
1928年奥运会结束后，FIFA召开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举办四年一次的世界足球锦标赛。这对于世界足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最初这个新的足球大赛称为“世界足球锦标赛”。1956年，FIFA在卢森堡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易名为“雷米特杯赛”。这是为表彰前国际足联法国人雷米特为足球运动所作出的成就。雷米特担任国际足联33年（1921-1954年），是世界足球锦标赛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后来，有人建议将两个名字联起来，称为“世界足球锦标赛——雷米特杯”。于是，在赫尔辛基会议上决定更名为“世界足球锦标赛——雷米特杯”，简称“世界杯”。
第1届 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 本届杯赛没有预选赛，只有13支国家队报名参赛，两个南美国家乌拉圭和阿根廷携手进入决赛。乌拉圭国家足球队成为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第一届世界杯足球赛为世界足球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第四位，帕托。是二零零九年的金童奖，在AC米兰时期有着非常精彩的发挥，被誉为卡卡的接班人，后来因为伤病离开了米兰。二零一七年二月一日，帕托加盟中超天津权健。在天津权健帕托表现非常出色，第一个赛季帮助天津权健拿到亚冠资格，第二个赛季帮助天津打入亚冠八强，帕托在中超两年很快融入了中国文化当中。二零一九年由于权健集团出事，帕托不得已离开了中超。
第三位，特维斯。特维斯是阿根廷的球星，在曼联、曼城以及尤文图斯等欧洲豪门都有着非常精彩的表现。二零一六年末，特维斯加盟上海申花，在德罗巴之后申花又迎来了一名巨型外援，高达六十多万英镑的税后周薪，让其成为当时世界上薪水最高的球员。可是特维斯却伤了所有中国球迷的心，特维斯总共只代表申花登场二十次，收获四球五助攻。在中国踢球时，以思念家乡为理由返回阿根廷，并且接受阿根廷访时说，加盟生申花糟糕的决定，中国足球落后世界足球五十年。
第二位，奥斯卡。奥斯卡当年可是跟内马尔同一级别的人物，当时的奥斯卡与内马尔一个被看作未来巴西的中场核心，一个巴西队的主力前锋，并且奥斯卡曾经的绰号就是新卡卡。不过奥斯卡与内马尔的人生之路却截然不同，在切尔西效力了四个赛季之后，奥斯卡在当打之年转回了中超上海上港队。来到中超的奥斯卡，立马成为中超最顶级的球星，并且带领上港拿到了中超冠军。
第一位，德罗巴。德罗巴是英超的球星，在二零一二年德罗巴率领切尔西获得冠军之后，德罗巴来到中超加盟了上海申花。毫无疑问至今为止，中超没有任何一个比德罗巴更大牌的球星，但是德罗巴只在申花踢了十一场比赛，打进八粒进球，但是却拿走了大约一千二百万欧元的薪资。按照当时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值一个多亿，你觉得德罗巴值吗？其实盘点完这些大牌球星，我们会发现不一定名气越大薪资越高，这些球员就会对球队帮助担当，反倒孔卡、保利尼奥、奥斯卡等在欧洲并未取得太高光成绩的球员，却在中超有着亮眼的发挥。
自从拙文《男足上不去，我来说几句》
记得年维泗当年，男足“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气得当时年轻气盛的我怒砸电视机，曾经发誓“五十年不看足球”（为此差点离婚）。可是，但是，球迷同胞呵，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改革开放啦，天变了，我国国力、军力、国防 科技 迅猛发展了，各条战线都上去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了。掐指一算，惟有男足不进反退，连亚洲三流水平都不敢拍胸脯称老大了，气煞老夫也。
想我中华大地，芸芸众生十四亿，竟连小小足球都搞不定，颜面何存？足球呵足球！老夫毕竟是站着尿的爷们呵，面对你，我食言了，我不得不再次拥抱你了。沉思几夜，又发奇想，特记录以下几点
（一）国家队由上赛季俱乐部冠军代表出征（归化球员再议）。倘若此建议体总认可，我坚信不久的将来国内民营大佬如马云、王健林、任正非之流会冠名而生，体制、资金、教练及球员等问题解决了，男足还上不去吗？
（ ）代表国家队的俱乐部享受国家荣誉及足协高额补贴。参与国际赛事。平时则以“国家俱乐部”名义参加国内顶级联赛，有关事宜由足协筹划。
（三）可以组建永久性“国家男子足球队”挑选全国精英球员与足协签订长期合约（五至十年）待遇从优。足协有权优胜劣汰。但是，“国足”既然是永久组织，不能以短期成败论英雄，应慎重对待主帅及球员。拒绝一切外教及外援。中国人的事自己办。
国家队资金由 体育 总局（国家财政、体彩收益）及足协（各大俱乐部贡金、民间 体育 基金会、个人捐款）拔款支持。
体育 总局应与各地级市联合建设 体育 场所，全面开放免费足球场地，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
一管之见，谨供球迷朋友们参考。
所有重大的历史皆因一些偶然的小事而起，包括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离不开中国体育大背景，而中国体育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背景，不说原罪，但中国足球的原问题，在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
1952年夏天，新中国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我军28团飞行员李汉英勇击落美机两架，还有一件就是芬兰要进行第十五届奥运会。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都组队强势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兄弟的中国接到紧急通知也仓猝组队，因为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随时准备斗争”的严峻形势，而体育正好成为冲破包围圈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中国人前往了，那时还没有姚明、郭晶晶，好多只是学生、教师、公务人员、军人。那一届，社会主义老大哥们在奥运会上强悍的表现让中国人深受震憾，由于一些偶然的接触，在饭局上，在训练场，在选手村的过道上，我们得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由直接控制的叫“体育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存在，用行政力量调动全国之力保证了体育竞争力。
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代表团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点，而党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国家体委”，在当时这不仅是体育的事情，更是打败国际势力一种办法。贺龙元帅成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中国体育的起源就是这样，虽然曾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可实际上还有一句更实质的号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我们的体育长官是从军队里来的，建制也是从军队里学来的，管理模式也是军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应该注意，直到现在足球队员们还习惯直接称呼教练员为“某指导”，叫“某教练”证明你是外行。中国体育军事化来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委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限制很多，但军队里的士官、士兵除外。说到这里，你就不用再怪中国足协动不动就军训，剃平头，宣誓，整个体育大部队都这样。
如果当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饭局或过道里碰巧知道社会主义“体委”这一建制，或知道了也没把它当成向党中央的重要汇报项目，中国体育也许不会走上“举国体制”这一条长达半个世纪的路，“举国体制”之于中国特色的乒乓是行之有效的，但之于中国足球，必然会阴差阳错跟随“体育大部队”却最终成为掉队者。
贺龙元帅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后来中国队派队去匈牙利，学了很多好东西，可没人提及，匈牙利人技术天赋为全世界称道，但它的足球体制很快就被证明很落后，匈牙利进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们当初学习匈牙利的队员们成为足球管理者后现在还在用那一套进行足球训练和市场运作。
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多年后中国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中国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体育总局内部的保守领导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您行吗。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中国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中国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中国人民的骄傲感。“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中国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北体大教授易建东总结得很好，其实到现在，中国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北京奥运成为展现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
“足九篇”的开始我只是想追溯一下中国足球的“来历”：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对于“足球”并不是为了建立足球机制，而是为跟随“体育大部队”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突破，没有人会想到为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制订属于符合它本身规律的长期，它只是大部队中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兄弟而已，但人们对它独特的性格、方法、命运，毫无察觉。
关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以后再说，我的“足九篇”里主要从中国足球的来历开始，再从这个来历进入到讨论为什么它五十六年来一塌胡涂，它只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小跟班了，这也是我常说它不是足球而是“蹴鞠”的原因。
当然，中国足球也有幸福的时候，那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关于这个被称为足球“遵义会议”奠定的市场基础、职业赛制、人气提升等积极意义不用细述了，我只想提醒的是：那其实不是职业足球或市场本身的觉悟，而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准行政命令。当时正处在南巡讲话后全国大力发展市场改革的时机，“红山口会议”有这么高规格的***物亲自参加会议但并没有真正市场高手参加，这本身说明问题，王俊生能够迅速打开职业联赛局面并非他本人的能力，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提及，当时伍绍祖、袁伟民都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顶住了国家体委内部反对的声音，王俊生说，当时他有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彻夜难眠。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国家体本身需要的，是在党中央“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指示下进行的，中国足球只不过从当初体育部队中的小兄弟充当一回急先锋，官方名字叫“试验田”。所以当政治经济出现敏感变化或者相关***物退下来时，它就可能从“试验品”成为“牺牲品”。
有一种悲哀是好多足球专业人士还在怀念“红山口”，红山口是个给中国足球带来职业气息的会议，可它远远不是足球在中国自觉的革命，和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迅速在党中央指示下成立“国家体委”没有实质性区别，它唯一的积极意义是，让中国足球尝试了职业联赛这一深受市场考验的赛制。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概念，自上而下”保证了每一次改革的迅速性和决断力，但当问题“自上而下”出现时，整个改革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倒退，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本身的生命力而是行政力。在郎效农先生的博文证明了一件事，“正当足球改革准备深入开展的时候，原国家体委却发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于是，希望中的所有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又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变相取代了足球协会管理体制。”
所有历史大都起源于一件小事，所以其实19年才是中国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岭，只不过人们忽略了，19年初莫名其妙就从体育官方高层“足球要降温”“足球无小事”这些说法，那年袁伟民在一次足协新闻常委会上当众严厉训斥了《足球》总编严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职业比赛中的问题。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体委一把手会这么激动，后来才知道，在四年之后，中国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就悄悄把暂缓深化职业足球改革作为领导之间的默契，也证实了郎效农在博文中回忆的片段。
这场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层原因有二：一、中国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那一年，无论高层的人还是事都发生了和红山口不一样的变化，当时中国流行一句“稳定压到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在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从这年开始，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
让我们来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中国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年整整21年间，中国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义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中国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推动了中国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中国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国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年后，中国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中国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派的阎世铎和更保守的谢亚龙在之后纷纷来到中国足协了，前者停止升降级是为了稳定，后者干脆全盘把职业足球引入“奥运”里，这是因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阎世铎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深得国家体育总局最精髓的精神，当时的中国体育必须做出这种人事任命。
19年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它对历史的意义比1992年还重要，王俊生挣扎到1999终于倒下，但事情在金州后就定下了，王俊生屡屡回忆他1995年那次因在昆明撞断胳膊耽搁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还有后一年许放的逝世导致好多想法最终没能完成……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偶然的事情，他俩没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深化改革的时机，然后就开始接到“撤退令”了。但偶然只是必然的毛细血管，必然就是中国足球从来都是生存于中国体育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毛虫，“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甚至会干扰职业足球的开展，这个部级机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永远也没必要把职业足球运动当成它的行政政绩，原因再简单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国家体育推广总局”，而是“国家队夺金总局”，负责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红旗，而不是负责市场运作和推广基础运动。
这样的性质从人们怀念的“红山口”若干文件里可以发现，虽然文件里也有很多市场、普及的纲领性条款，但那些是应景的虚词，王俊生也必须承认——当时中国足球想搞职业化的初衷是为了***中国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而不是建立和欧洲同步的职业体制，一切都是围绕着“世界杯”“奥运会”的出线来制订的。
意味深长的是，差不多同时日本也在召开同类会议，但它的核心精神却不是名次和出线，而是职业体系的建立，至于打进世界杯虽然也进入条款，但那属于自然产物。
所以我的观点是：红山口不应该被当成中国足球的职业起点，它一开始就打上行政的烙印，是一次行政命令下的职业足球样板戏，是“洋务运动”，所以最后始乱终弃，对比更足球化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从而形成两国足球十五年以上的差距，所以当19年职业联赛已红火搞了四年依然没能进入世界杯后，中国体育界高层首先退却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密折子严令王俊生“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必然，这和当年老佛爷密令停止洋务运动是一回事。
中国足球的原问题是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之后，并未进入真正职业改革的如乒乓、跳水、射击、举重等运动队在奥运会世界杯上成为宠儿，这成为一种错误的鼓励，反衬出已经职业化但成绩糟糕的足球的不堪，无人再敢提及足球深化改革的话题，只有阎世铎的《忠诚无悔》和谢亚龙的《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两本著作其实都是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管理理念的大力维护。
袁伟民先生是中国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中国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中国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中国就出大问题了，而中国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白岩松说得耐人寻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我以为这是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当日本足球在“明治维新”时，我们在“洋务运动”，所以不要再美化“红山口”了，如果让我通俗地比喻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中国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中国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所以我并不同意我所尊敬的郎效农先生之前一篇博文（也许这并不是他全部的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郎效农主体观点是：“足管中心存在是对中国足协工作的干扰，中国足协只是小媳妇养的，建议实行协会制”（版面有限恕不全文转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足管中心”还是“中国足协”，而在于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整个中国体育都有一个原问题，如果取消“足管中心”只保留“中国足协”，那么新的“中国足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国情下成为“权力更大的，唯一的，换汤不换药的，不受节制的，新一个足球管理中心”，我不知我这样叙述会不会引起误会，我的意思是：在基本职业体育理念和体育民主化无法得以保证的背景下，取消“足管中心”换以所谓“协会制”只是小媳妇熬成“婆婆”而已，只是从“官本位”变成“权本位”而已，具体的疑问是——协会的还是那些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的前足协官员吗？或者从地方足球界选举贤达比如说迟尚斌？职业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所谓中超公司还是真正的“职业联盟”？实行“会员等额选举”就能选出真正懂得市场的足协吗？
在没有解决中国职业足球“产权问题”，不把它当成一个经济现象实现市场运作，不形成权力对抗和限制，真正还足球于民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出路，摆脱总局领导是中国足协的任务，但不是中国职业足球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否则，怎么解释臭名昭著的“渝沈悬案”“甲B五鼠”“黑哨黑金”“南北分区”这些和国家体育总局并无实质关系的巨大丑闻和职业足球的蛀虫？中国足协，在我眼中，中国足协从来都是一个足球“小总局”，它本身就是“总局”，最多是个焦大，但焦大也是荣宁二府的奴才啊，是体制最忠实的一部份。
毫不否认郎效农先生有益的部份，前足协官员说到这一步值得尊重，但我想说的是——足管中心从来只是帮凶而不是原问题，中国足球应该脱离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和更大的体育泛政治理念而不是小小的“足管中心”，要抛弃的是中国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体育“举国体制”和行政领导，而不是靠“各会员的等额选举”（他们都是地方行政领导和地方“举省体制”）。
我想我已把这50多年来中国体育有益和无益的简史说得够清楚了，结论是：中国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独立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此处只说客观事实，无诋毁中国国球和国跳的意思）……
这一篇过多叙述历史情非得已，因为必须从它的来历说清楚才能展开它的丑陋，中国足球必然会成为被抛弃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是它的命，它从出生那天就打下政治经济附属的基因条码，是向上层建筑谄媚的另类样板戏，这有点像当年的大寨，大邱庄，或更早的蹴鞠，它们天天在种庄稼或踢球，但它们不是农业革命或足球改革，个中微妙，不容细述了。
下一篇：中国足球，行政不可控。
PS：看到有些朋友跟我留言，大意是“不是说过不写中国足球了吗，怎么又写了，言而无信的小人，你要是不写中国足球到哪里去挣钱，我担心你一定会饿死的，你是靠中国足球出名的，现在又来骂中国足球，真是一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的回复：一、朋友您怎么这么着急着让我不写中国足球，比谢亚龙还着急，我在奥运会男足失利后说的原话是：不写中国足球了，但为了不让中国足球那些孙子们太轻松，走的时候一定会写点东西的，也许九篇，也许十篇。“写九篇总结再走”，你去看看百度或我的博客原话吧。我想这是一个评论过十八年中国足球的人责任或惯性，您千万别急着，我一定会离开中国足球的，就像人们一定不会再喝三鹿奶粉一样，不过在不喝之前，您总得让我们来评说它几句吧，这么急哧白咧，不是那个网络上的谢亚龙儿子，就是三鹿家亲戚。
其实，对于我和中国足球的关系我想得很明白，我不走，你们会想我死的，我走后，您们会想死我的。
二、您能不能换个思路——不是李大眼靠中国足球出名，而是中国足球耽搁了李大眼一十八年，兴许我当年干点别的比干中国足球出名更早呢，之于我足球之外的文字写得怎么样，您最好点进我博客看看，或者买本我的评论集，，散文集，突然想起，你说过的这话我的朋友徐涛日前也说过，他说：“你不就是文笔在足球界里算好一点的吗，但随便找个北大中文第的学生也比你写的文字好”，当时我笑了，我想，除北大中文系之外的所有学生们也笑了，徐涛是我的朋友，但这话真的反映出他是前中国国家足球队守门员教练。求您了，找北大学生不过瘾，赶紧找个北大中文系教授跟我PK现代汉语写作吧，还有那30个作协。
三、我不写中国足球会饿死，瞧出您真怕我饿死了，是联合国粮食救济委员会派来的吗。汇报一下，足球报给我的年薪差不多税后十四万左右，我很满足，但这是足球报给我的恩惠不是足球给我的，另外给你说个我在足球之外的数字，李寻欢去一年给我四十万书稿费您信么？卖成电视剧再挣三十万你信么？李寻欢今年为了出版我最新的两本集子答应又涨价了，每个字给我三元人民币，这两本集子差不多有二十五万字左右，总共收入就是……您信吗？
您这时一定很生气吧，千万别气着。因为，我已向灾区捐了二十万了。还不算平时其它捐赠款项。
